一、权利质押的界定
　　对权利质押的概念，学者间的表述有所不同。《物权法》一书的作者认为，权利质押是指“以所有权、用益物权以外的可让与的财产权为客体而成立的质权”。史尚宽先生认为“权利质权谓以所有权以外的可让与之财产权为标的之质权”。其他学者与史尚宽先生的表述大致相同。学者的通论认为，权利质押权是指以所有权以外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为标的的质权。惟应注意的是，第一种定义认为，权利质押的标的不能是用益物权，但我们认为，用益物权也可成立权利质押。因此，我们将权利质押界定为：为担保债权清偿，就债务人或第三人所享有的除财产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设定担保，债务人在债务期届至时没有清偿的，债权人得就该项权利进行拍卖、变卖或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其债权的一项法律制度。
　　权利质押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权利质押为质押的一种形式。权利质押与动产质押并立构成质押。两者的共同性在于：均转移标的物或标的物的物质载体，或虽不转移标的物的物质载体，但均以取得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目的。权利质押与动产质押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标的物上，前者是可转让的财产权，后者则是动产。第二，权利质押以无形的财产权为标的。权利质押必须以可转让的无形的财产权为标的，这是权利质押之所以称之为权利质押的原因。权利质押的这一特征使其在成立、实行等方面均有别于动产质押。第三，权利质押中国家干预的色彩较为浓厚。与动产质押相比，国家对权利质押的干预较多。而对动产质押，国家则给个人留下较大的自由空间。这表现在动产质押的成立方面，国家任由当事人选择方式成立。仅为保护弱者的利益，国家才禁止流质条款。而对某些权利质押的成立，一些国家则明文规定需要经过登记，但需登记才能成立的以动产为标的的担保物权，国家法律将其专门界定为动产抵押而非动产质押。这从立法技术上看，是为了将受国家权利干预较多的担保物权放在一起加以规定。
　　从权利本身的特性来看，权利质押具有无形性和与第三人利益的关联性，因而，国家对权利质押进行较多的干预是合理的。因为与动产质押相比，动产质押中，出质人对物享有所有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第三人。而且因动产质押需移转动产的占有，基于物权的公示性原则，它对第三人的利益关联不大，因而国家可不对之进行过多干预。但对权利质押而言，出质人的权利的相对方往往负有实际的义务，因而对质权人实现权利质权对第三人的影响较大，有必要对之进行国家权力干预。
　　关于权利质押(权)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让与说。此说认为，以往质权的标的物，仅限于有体物。所谓质权实际上是指物上质而言。权利上不得设立质权。因而权利质实际上是指以担保为目的，而让与债权或其他权利，尤其是在债权质，质权人有直接收取质权标的债权之权能，则非以债权之设质为债权之让与，不足以说明之。又指明债权之设质，应依其让与之规定为之，亦可为其主张之佐证。另一种是权利标的说。以权利质权系于权利上设定之质权，人质之权利仍属于出质人，而质权人取得与人质权利相异之权利，即质权。
　　我们认为，权利质押的性质应以第二种学说为宜。理由有三：一是让与说认为在权利质押中，权利让与给了质权人，并认为质押仅有动产质押一种。实际上，从权利质押在双方当事人间的法律效力看，作为标的物的权利，并没有由出质人转移给质权人，仍保留在出质人手里。当然，因动产与权利的性质不同，因而权利质押与动产质押的成立方式及质权人的权利有所区别，但据此尚不足以认为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否则，将无法解释权利质押为何要经过实行这一环节才能实现其权利。因为如果权利已经发生转移，则无需经过拍卖等环节，径直可由质权人享有。另外，它也无法说明在出质人履行了到期债务后，出质物的权利又如何转移。二是在质押关系中，质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只有流质和让渡担保。流质条款是现代世界各国一致禁止的。在让渡担保中，质物的所有权从质押关系一成立始即由出质人转移给质权人(这是让渡担保与流质的一个重大区别)，但质权人享有的，通说认为，仅仅是一种信托上的所有权，其行使及处分均受双方约定的限制。让渡担保目前尚未被立法承认，仅在习惯中使用。因此，在动产质押关系中，移转质物的所有权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三是现代各国均规定了权利质押，与动产质押一起构成完整的质押制度。让与说确定的基点在于否认权利质押，认为质押仅有动产质押一种，这是不符合现行立法发展趋势及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权利标的说则无上述缺点。而且，它还揭示了动产质押与权利质押之共性。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实无再借权利让与来说明权利质押的必要，况且，权利让与并非创设新权利，仅是权利主体的变更，而权利质押为创设新权利，与权利让与有根本区别。
　　二、权利质押的社会功能
　　就权利质押而言，它与动产质押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有效的质押功能系统。权利质押的社会功能主要有：
　　第一，敦促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届至时积极还债。这是所有债权担保形式均具有的功能。权利质押这一功能的特殊性表现在：它直接将债务人可以实现的、可以转让的财产权设质，如债务人在债务期限届至时，仍不还债，债务人即要失去他本来可以实现的权利。而且往往这些权利对债务人而言非常重要。在决定权利质押时，质权人往往要评估该项权利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及难度的大小。一般而言，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利益，要较他不履行债务因此丧失的利益要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债务人自然愿意履行债务了。
　　第二，有助于实现法律的效益价值。所谓“效益”，在经济学上是指：“以最小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在西方，法学家往往重用经济上的效益观来分析法律制度的优劣好坏。我国目前已开始重视法律的效益价值了。我们认为，权利质押是一项极有效益的法律制度。理由有二：其一，能有效避免动产质押的缺点，充分发挥质押的优越性。担保物权这一法律制度设置的最佳方案在于：既能保证债权的受偿，使债务人获得信用，同时又要保护物的使用及收益，发挥物的效用。权利质权适用范围的扩大，是社会财产结构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融资活动日益频繁)的客观需要。其二，权利质押符合财产权日渐证券化的趋势。近年来，出于交易便捷和安全的考虑，财产权的证券化日益风行。如将抵押权与债权一并作成抵押权证书，再进行抵押。以证券为权利质权之标的，无论于设定方式或质权之实行上，均颇能符合社会投资担保手段之需求，在现代金融界足与抵押权媲美，而与之一争短长。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可以成为权利质权对象的财产权，如股票、债券、票据等有很高的财产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权不断产生，因而权利质权得到广泛的利用。由此可见，权利质押具有动产质押和抵押权共同的优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们的缺点，在未来社会经济生活中大有用武之地。
　　三、对我国权利质押立法的评价及建议
　　目前，我国《担保法》第四章第二节第75条至第81条规定了权利质押。在此以前，我国法律尚未确定权利质押制度。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将质押与抵押并列，未规定质押，更谈不上规定权利质押了。《担保法》第81条规定：“权利质押除适用本节的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的规定”，除此外，权利质押的规定共6条，动产质押条文共12条，基本上将权利质押的重要方面做了规定。
　　总体来看，我国关于权利质押的规定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但它以《担保法》这一特别法的形式规定，未并入民法中，这与世界立法例不同。台湾地区虽有《动产交易担保法》这一特别法，但这一法律确定的动产交易担保突破了传统担保形式，大量借鉴了英美法上关于担保法的经验，因而有必要立此特别法。而我国《担保法》规定的乃是传统的民法担保形式，无制定特别法的必要。因而在条件成熟时，应将它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之中。此外，从具体细节看，它未规定权利质权的转质、质权的善意取得等内容，与发达国家相比，许多条文都较为粗疏。这些在未来立法中应予以改善。
　　在未来的民法典中，权利质押纳入民法典是必然的。担保是债权的担保，但担保常常构成一种物权，那么，权利质押应置于民法典的哪一部分呢?从各国的立法例看，基本上将其置于物权篇中，如德国、日本等。这是由它的物权性质决定的，因此，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也应将其置于物权篇中。
　　从总体上看，我国关于权利质押的架构应该是：1．权利质押的标的；2．权利质押的设立方式；3．债权质先于担保债权清偿之后果；4．第三债务人之清偿；5．各种权利质押之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