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2004年6月27日酷评版中刊出了一则这样的报道“一家民企，既不是原告，又不是被告，甚至不是第三人，却被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强行执行走200万元。当记者追问该院丁建中副院长时，他振振有词地讲“领导派我们的活我们得干吧？领导作出的决定不一定都对，领导作出的决定我们不执行是绝对不对的。”
　　对该副院长的一席话，乍听起来，仿佛颇有道理。但仔细一琢磨，不仅让人大为震惊，法院办案岂能为个别领导的意志所左右？
　　从“领导派我们的活，我们得干吧？”想到的。这里的领导，笔者想绝不是法院的院领导，因为丁副院长本身就是院领导班子成员，还因为院领导深知法律的严肃性，绝不可能知法犯法，将错就错。那么这个领导想当然该是凌驾法院之外或之上的领导。领导分派的工作无疑要干，但作为掌握司法的人民法官，也绝不应当走“两个凡是”的老路。不分清红皂白、不分是非黑白，不分是否违法犯罪，就一味地无视人民利益地强制执行。是不是该分析一下，领导让下属干的是什么活？如果分派的活是为人民服务、体现民意的活，作为下属当责无旁贷，要认真尽职尽责。如果是领导违反了党纪国法，分派了损害人民利益的活，下属是不是明知错误，还运用手中的权力去铸就大错呢？
　　从“领导作出决定不一定都对，但领导作出的决定我们不执行是绝对不对的”想到的。分析这句话，可见丁副院长尚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知道领导的决定也有错的，但为什么就是错了还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呢？为什么还坚持认为“不执行是绝对不对的”呢？答案简单的很，那就是对“领导”负责，才能戴牢乌纱帽。当年七品知县徐九经高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后毅然辞官而去。丁副院长这样一位多年经党培养、精通法律的法官，却不及封建官场徐知县，不仅让人深感惭愧。
　　从这两句话中，笔者也仿佛看到了丁副院长的一脸无奈。宪法虽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并没有规定不受执政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丁副院长话中的“领导”最低也应该是区党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或是区人大的领导吧！或是上级法院的领导。决定是错误，但要求法院执行。一个区法院又能怎地？独立办案、公正执法吗？如果是，可以想象得到丁副院长仕途已到尽头。这就是由案件中折射出的在依法治国中法与权力的冲突。是法治还是人治？法大还是权大？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政府权力无非体现为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人事权、军事权等等，这里面行政领导人是这些行政权力的总管理。司法工作当然也要受行政上党委、政法委的领导及人大的监督。办案时，对这些领导的话，法院就不能不考虑，这些领导的话、报告、指示远比法律更有效力。于是，办案就被领导意志所左右了。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它是否公正，直接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得到维护。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绝不是个别领导意志所能改变和肆意侵犯的。笔者衷心希望“领导”再派活时，这份活是反映民意的活，是百姓拥戴的活。而不是违法违纪、损毁人民权益的活。他的这个决定，应当在决定之初就被制约和框架在相应的机制里，不能出台。作为人民法院在办案时，也应时刻拥有“司法为民”的理念，而不是“司法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