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精神卫生法首先必须是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保障法，在此基础上，实现诸种权益保护的平衡，防止“该收不收”导致患者对家属和公众权利的伤害，并解决公民“被精神病”问题。

　　经历26年长跑之后，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迈进了正式立法程序的门槛，让身处精神疾病诊治乱象中的人们看到了法治曙光。

　　现实中的“被精神病”令人焦虑，一部精神卫生法能满足公众的多少期待？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强制住院适用条件中广受争议的“扰乱公共秩序”条款被删除，这一修改成为舆论焦点，反映出公众对立法防范“被精神病”的厚望。

　　不可否认，草案在满足公众期待方面着力明显，规定了住院治疗自愿原则；故意将非精神病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构成犯罪的要追刑责；尤其是有关精神障碍两种复诊、两次鉴定的规定，堪称用心良苦。但是就整个立法而言，这种“被精神病”的个案式焦虑，不应遮盖住整部法律更为多样化的社会功能。
 

　　当前，我国约有1600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大量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自伤和伤人事件屡见不鲜；同时因强制收治程序缺失，正常公民“被精神病”事件时有发生。面对这些乱象，精神卫生法的立法目的，既要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因贫困得不到救治，又要确保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因疏于管理而自伤或危害他人，还要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强行收治。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立法寻求恰当的权益平衡方式。

　　在精神病患者权益、家属权益、公众权益和公民不被精神病的权利之间，精神卫生法的内容设计重心应放在患者权益保护上，让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疗。整部精神卫生法首先必须是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保障法，如此才符合立法的根本旨意。在此基础上，实现诸种权益保护的平衡，防止“该收不收”导致患者对家属和公众权利的伤害，并解决公民“被精神病”问题。

　　同时，立法的具体条文设计也需关注诸多权益的平衡。一些看似保护某种权益的条款，如果设计不严谨或存在偏差，很可能出现权益保护漏洞。例如对送医主体的规定，草案赋予患者近亲属和行政部门具有送医资格，这是保护患者得到及时医治并防止侵害他人权益的需要，但客观上又存在近亲属和行政部门滥用这一权力的危险，这就需要立法设计必要的限制、监督或救济措施。

　　又如，对于强制住院，草案规定了严重患者的两种情形，删除了扰乱公共秩序而确立起国际通行的“危险性”标准，但在具体的标准设计上，“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的”如何解释，实践中对“危险”的界定与解释如何避免滥用等，都关系到立法目的的实现，必须十分谨慎和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