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终于等来了“中期”结果：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虽然从理论上说薄熙来最终的命运要由法官说了算，但是在中国，这基本上已经是定了，薄熙来咸鱼翻身的概率几乎为零。想去年法理学年会上，这位薄熙来像天子一样对法学家们呼来唤去，肆无忌惮地传播“黑打”经验。这一切加上坊间盛传的薄熙来未来任职的可怕信息，使我担心中国法学与司法将面临灭顶之灾。薄熙来的双开使这一终祛除了笼罩在法律人尽善有阴霾，也值得追求法治的国人庆幸。

　　但是如果仅仅在这一层面上思考问题，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当思考“薄熙来现象”产生的原因。“薄熙来现象”不是偶然的，他是制度的产物，这一制度就是地方集权。极端的地方极权不但已经造成了像薄熙来这样的人，而且已经对地方及整个国家的稳定与法治构成了致使威胁。不知从何时开始，地方第一把手事实上集中了地方上所有的党政大权。书记通过兼任人大主任控制了人大，化解人大监督于无形；书记通过党内的权力控制了政府，书记通过政法委控制本该独立的法院检察院，这就使书记完全站在了法律之上，站在了制度之上。

　　这一集权的后果之一是形成了地方个人强权统治，本该是法律关系的干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现在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下级甚至成为第一把手的扈从、马仔，使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成为“家堂”，法律虚置。你看，王立军是跟随薄熙来到的重庆，当公安局长这样的要职，王立军及其手下甚至为薄熙来的老婆去“摆平”杀人重罪！

　　中共中央这次作出这样决然的决定，相信我党已经看到了地方集权这一制度的毒瘤，看到了它是所有地方问题、包括地方群众性事件频发、法律失效、群体性腐败的根本原因。因此，薄熙来事件预示着什么？预示着地方集权的终结，预示着中国司法将回归司法，预示着中国的法治将上一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