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呼吁最高法尽快就刑法第306条做出司法解释
　
　　广西北海的四名律师涉嫌伪证罪被抓事件，使刑法第306条的存废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对于这一被称为“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的刑法条款，来自法律界的不少声音主张将其废除。但也有观点认为，其有存在的必要。

　　1997年实施的《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近日，早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田文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韩玉胜，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

　　“律师不是证人”

　　不应对证据的真实性负责

　　田文昌：我们一直在呼吁取消这一条款。刑法第306条遏制了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律师不是证人，不应对证据的真实性负责，若如此，法庭就失去了作用。任何一个法庭都必有举证、质证和认证的程序，这才是辩明证据真伪的过程。控辩双方职能不同，追求的目标和搜集证据的取向也不同。如要求双方承担伪证责任,就会削弱双方的职能，使其因避免责任而放弃对证据的全力发掘和对目标的追求，从而使法庭失去分析和判断的基础。更何况，在本是平等对抗的控辩双方之中，却只追究辩方的单方责任，这种歧视性的规定，严重背离了诉讼活动的基本理念，为职业报复创造了方便条件。

　　“不能算是歧视条款”

　　是对律师和辩护人提出更高要求

　　韩玉胜：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律师伪证罪的滥用，不能作为废除的理由，规定本身没有问题，是实践中出现的偏差，最终应当通过转变司法观念、提高司法水平和技术来纠偏，根本与刑法条款的“存”“废”无关。

　　法律这样规定是没错的，假如律师在代理和辩护中，确实出现了第306条所述行为，是应当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废除刑法第306条，而在于怎么更好把握这一条。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对律师的辩护不满意，就会经常使用这条款，致使这一条款的滥用。即使没有这一条，刑法中也有其他条款规定了律师伪证罪。我认为这不是对律师的歧视条款，而是对律师和辩护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

　　事实上，刑法中也有类似条款，对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触犯相关条款的要从重处罚，就是这个道理，不能算是歧视条款。不应该因为有人错用了这一条款，就把这条取消。

　　法律条款本身是严格性的、简明扼要的，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更高一级的立法解释，来明确这一条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对于很多人呼吁的取消这个条款，我不太赞同。

　　“有存在的价值”

　　也有必要做出限制性司法解释

　　于宁：2010年3月，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提案，建议对刑法第306条做出司法解释。刑法第306条在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不严谨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有必要请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条款做出限制性司法解释。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从立法角度看，针对的是辩护人，但由于担当辩护人的主要是律师，这就使得该条款实际成为排除参与刑事诉讼的其他职业外，唯一针对律师的一种歧视性条款。

　　由于该法条立法含义不够明晰，犯罪构成的外延无严格限定，一些有权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多作扩大理解，多年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国律协的统计表明，在被306条追究的案件中，错案是很多的。由于该条款规定的行为界限和行为后果不明确，律师担心在刑事辩护中受到追究，律师担当刑事辩护顾虑重重，律师刑辩积极性严重下降，大量刑事案得不到高质量的辩护。

　　该条款仍然有存在的价值，毕竟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教训。但为避免不同司法机关对该条款不同的过于宽泛的理解,特别是扩大性解释，我们希望由最高人民法院尽快进行规范解释，明确犯罪构成，限定适用范围，以防止立法歧义造成的适法扩大化、导致错案的现象。就目前来看，谈废除尚不现实，但可以督促最高人民法院尽早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如何保障律师权利？

　　“建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

　　田文昌：目前我国律师法和诉讼法对律师豁免权未予确立，中国律师因刑法306条的规定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导致的结果就是，律师积极调查取证的少了，大多数刑辩律师都采取消极辩护的方式，不积极主动地调查取证，只能尽力去找对方的毛病和不充分的地方，无法提出有利于被告的无罪或罪轻证据。应当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需要指出的是，只能对在刑事诉讼中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赋予刑事豁免权，不涉及民事诉讼中从事民事代理行为的律师。所豁免的责任仅指刑事责任，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行业责任。

　　韩玉胜：的确，律师作为一种法律从业者，在我国的整个司法活动中，地位很低。很多律师在办案中遇到刁难和不公正待遇，如何提高律师在法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确保正当的权益不受侵犯，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司法理念的改变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即使取消了该条，仍然无法避免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困境。首先是在立法层面对律师的权益进行保障，切实保障律师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此外，重要的是，在司法执行的过程中要尊重律师，这或将是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加强律师制度改革”

　　于宁：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确立起来的时间较短暂，在制度上和法治与发达国家的确存在一定差距。包括刑辩律师在内的整个律师生存与执业环境存在的问题较多，合法权益常受到侵害，会遇到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2008年下发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了60项深化司法改革的具体任务，其中就包含律师制度改革。2010年下发的《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健全完善律师工作体制机制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强调了对律师行业发展的扶持和保障政策。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司法工作，但具体实行起来，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