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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养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

        作者:《贵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来源:2014年08月19 日期:2014-08-19

          国务院1991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把劳动教养的性质明确界定为行政处罚。从劳动教养的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劳动教养是把被劳动教养人置于专门的劳动教养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改造教育的一种行政处罚行为。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完善,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种类,与现行公认的法学理论相悖,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与现行的立法原则相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引起高度重视,着手解决。
          一、劳动教养的实际执行状况与公认的法学理论相悖
          行政处罚轻于刑事处罚,是世界上公认的法学理论。从我国劳动教养的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其限制(实质是剥夺)被处罚人人身自由的期限为一年到三年,加上必要时可延长的一年,实际上劳动教养可以完全剥夺被处罚的人身自由长达四年。我国的刑法规定,判处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由此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刑事处罚补充手段的行政处罚,往往会比刑事处罚重,有些时候还会重得多。在实际工作中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受到的处罚,可能比刑事处罚重;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刑事处罚,从犯胁从犯受到行政处罚;但从犯,协从犯受到的行政处罚,会远远重于主犯受到的刑事处罚。例如,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诉至法院被依法判处拘役,管制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主犯在短期内可刑满行重获自由;而不够刑事处罚的从犯被处以劳动教养,反而受到被剥夺人身自由一至三年的处罚,从犯、胁从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超过了主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
          从法学理论上讲,行政处罚应轻于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中的拘留、劳动教养都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刑事处罚中的拘役、管制、有期徒刑也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行政处罚重于刑事处罚,显示不出刑事处罚的威严,有悖于世界公认基本的法学理论;故对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存在的这一问题,应加以研究解决。
          二、劳动教养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其存在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在1996年3月17日经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其立法目的是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处罚的正确设立与实施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在《行政处罚法》第八条中规定了七种行政处罚种类,其中没有“劳动教养”这一种类;《行政处罚法》第九条又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处罚法》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从劳动教养的主要依据来看,其主要依据是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转的由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依据是一个行政法规,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明显的与《行政处罚法》相抵触。《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中又规定:“本法公布以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改,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改完毕。”由此可见,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状态。
          三、劳动教养在实际工作中被乱用和滥用,构成了对法定原则的破坏
          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以后,采用无罪推定原则;要证明谁有罪,就必须举出其有罪的充分确定的证据,否则,人民法院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疑罪从无,从而判决指控罪名证据不充分,指控罪名不成立。在现实司法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对一些犯罪嫌疑人收集不到指控其有罪的充分的证据,担心起诉后检察院可能退案或法院判决指控犯罪证据不充分,指控罪名不成立,故对这一些犯罪嫌疑人就处以劳动教养的处罚。甚至有一些公安机关,担心指控有罪证据不充分,指控罪名不成立,要收集到充分的证据有一定的困难,甚至要花较大的人力物力,不愿克服收集证据的困难,就用劳动教养代替刑事处罚,对犯罪嫌疑人处以劳动教养。有些公安机关把犯罪嫌疑人送到检察院以后,检察院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不予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如不被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可是公安机关不依法放人,而处以劳动教养,致使许多被劳动教养的人认为自己冤枉,认为不如判刑,判刑比劳动教养还轻。更有甚者,个别地区公安机关,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认为要收集证明其犯罪的充分确定的证据工作量比较大,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比较麻烦,搞劳动教养比较省时省力,就对犯罪嫌疑人处以劳动教养。故有些调查后认为,个别公安机关认为“劳动教养是个筐,搞不清楚往里装。”
          劳动教养是实际司法工作中的以上作法,是对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处罚的乱用与滥用,破坏了刑事诉讼法确定的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导致了主观归罪思想的泛滥,公安机关权力的非法扩张膨胀。劳动教养被乱用与滥用,导致了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的偷懒行为,同时可能放纵了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
        劳动教养在现实司法中被乱用与滥用,在破坏了已确立的法定原则的问题,更容易造成客观上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劳动教养审批机关职能不当、程序不当,缺乏法律监督
          依照《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但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独家管理执行,劳动、民政部门徒有虚名。即使公安、民政、劳动几家机关共同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其工作关系也难以理顺,因为劳动、民政部门毕竟不是司法机关。
        对某人处以劳动教养,实际上是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又是劳动教养的复议机关,致使劳动教养在操作上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机制,不该劳动教养的人被处以劳动教养,被劳动教养的人无法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检察机关也难以行使有效的法律监督权。同时未经法院判决有罪而长期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造成了客观实际上的司法不公,给西方国家指责我国侵犯人权留下了不必要的口舌。
          劳动教养作为最严厉的行政处罚,就其历史沿革来看,在维护我国社会治安的作用中功不可没;但从以上几点分析来看,劳动教养在现实的法制建设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笔者建议取消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处罚,同时为了与刑法相衔接,对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修改,与当初取消收容审查一样,延长治安行政拘留的期限,把一些应该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然后由全国人大颁布一部统一的《治安行政管理处罚法》,使之与现在的法律体系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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